环保不是自由之敌—回应《环保的暴力》-创绿研究院的博客-财新网

捷克总统克劳斯的《环保的暴力》可能算是“气候变化阴谋论”里在中国比较有名的一本著作了。作为一名自认为的环保主义者，同时也是该书作者所捍卫的自由主义的信仰者，我希望能从一个比较客观的角度对本书中的一些观点做出回应，以丰富这一有意思的话题的讨论。

与作者相反，我将努力减少判断性的措辞，而把讨论集中在事实本身。但是由于作者文中值得商榷的地方实在太多，逐一讨论恐怕又会写成一本书，所以我准备选取其中的几个比较有价值的点来进行回应。

科学被政治收买了？

作者在谈到气候变化的科学时指责科学家为追逐科研经费，或者出于政治目的过分强调了气候变化的严重性。我想通过两点来回应：第一是在西方科学界造假的成本和风险，第二是利益和实力对比。

在西方科学界造假有一个很大的困难，就是科学界存在一个“同行评议（Peer Review）”制度。这是科学界实行了很多年的一个行规，它并不要求所有参加评议的专家都同意你的观点，它的主要目的是让第三方监督你的分析方法是否正确、实验设计是否存在漏洞，以及逻辑推理过程是否存在偏差等等，未经同行评议的文章被称为“灰色文件”。气候变化领域的一个相关案例，是IPCC（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因为引用了NGO的灰色文件，曾引发质疑。但后来世界上20个科学院的联合组织作为第三方，以其工作程序对IPCC的四次评估报告进行评估（在中国也开了一次听证会），其结论认为，不能笼统地把NGO出的报告都定做“灰色文件”，希望IPCC进一步仔细地鉴定和区分。即便是灰色文件，也要确定哪些可以引用，哪些不可以引用。）西方科学界严谨的同行评议机制为学术造假构筑了很高的门槛。

同时，科学的结论必须是可以重复的。你所用的方法得出的结论，别人用相同的方法应该能得出相同的结论，一旦别人做实验验证你的结论发现结果不一致时，你的结论就有问题。所以科学家在公布自己的成果的时候，肯定自己就要做很多次实验来验证。在数据上造假几乎就是在拿自己的职业生涯开玩笑。

即使科学家斗胆造假，他还要面临一个风险，就是对“学术不端”的处罚。在美国，一旦以“研究不端行为”的指控被查证，被举报者会受到严肃的处理。学术不端者在一定年限内（18个月到10年不等）将不得参与任何由美国政府资助的研究项目，不能获得联邦政府的研究经费，也不能在美国公众与卫生服务部设立的任何咨询委员会、评审委员会任职。此外，学术不端者的身份信息将在研究诚信办公室网站上公示，以供查询。当然，学术不端行为者还会有被开除公职甚至判刑的可能，后者是迄今最为严厉的惩罚。

正是在这样完备的制度保障下，西方的科学研究才能获得长足进步（并保持对某些学术造假严重国家的领先）。想让全球几千个科学家挑战这样的制度，等于是让他们冒险放弃自己的学术生涯，这需要多大规模的资金的吸引啊？行文至此，其实就已经说到了第二点：实力对比。我们可以想一下，刚刚有所发展的绿色产业、环境保护组织，和从工业革命一路发展而来的高碳产业（比如石油工业）相比，谁更拿得出收买科学家的钱？回到中国的情况，2012年中国石化行业总产值超过10万亿，而2013年中国平板太阳能总产值刚过千亿，这还是因为近几年发展快的结果，两者的产业实力同样非常悬殊。

假设世界上所有科学家的职业操守都低得跟中国大陆学术界的平均节操相等，希望气候变化不存在的高碳老板和希望气候变化存在的低碳老板公平竞争，被高碳老板收买的科学家数量会远远超过低碳老板。那么，IPCC基于全球学术文献评估的报告还会得出如此有利于绿老板的结论吗？如果说政府出钱收买科学家，政府的钱也是从企业、个人收上来的，世界上能不顾纳税人意愿大把花钱的政府已经没剩下几个了。

技术是可以无限利用的资源吗？

克劳斯认为，资源是价格和技术的作用。一方面，一种“潜在资源”能否转化为“经济资源”从而为人们服务，取决于当下的技术条件；在技术允许的条件下，人们还必须拥有自主行动的自由。另一方面，资源的可耗竭性以及资源耗竭的速度，必然会反映到价格上。

人类的努力和创新确实是重要的资源，而且这种资源已经在过去的几十年内“带来呈几何增长的供给产量以弥补人口的增长。”但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技术和生产力的正相关关系是有极限的。工业革命以来，机械化耕作、化肥和农药的使用，使得粮食生产已经远远不再是太阳能的输入，还有其他大量的矿石能源和物质的输入。我们有没有确据，这种改进速度会持续下去，还是仅仅根据历史的经验进行归纳？

渔业的历史经验可以说明一些问题。古代的渔业产量和渔船数量（吨位）大致上是正相关的。工业化以后，机械化的作业提高了捕捞效率，CPUE(单位能量的渔获)也不断上升，这似乎能证实人类创造财富的能力。但是这种快速上升往往持续不了多久就会停止，产量和渔船数量的关系“脱钩”了，也就是说无论多少条船去捕，每年捕上来的鱼的总数总是差不多，而这种临界的“稳态”往往持续不了多久，总的捕捞量就开始下降，如果不及时停止捕捞，鱼类种群就可能会崩溃。全球的工业化渔业的历史就是“顺着食物链捕下去”，直到后来发现问题实在严重才相继建立了区域渔业组织，设立可持续的捕捞限额。因为海洋食物网的底层是光合作用的藻类，所以渔业本质上也是太阳能的利用。世界上的蓝鳍金枪鱼就是因为工业化渔业的发达，而最终成为濒危物种。从这个经验可以看到，太阳能每年的输入是大致稳定的，而人类开发利用的能力是在不断上升的。从生态系统的角度看，生态系统处于一种动态的平衡中，当中某一变量的变化在一定范围内波动不会引起整个系统的变化，但是一旦超出这个范围达到临界点，就会引发链式反应，最终，生态系统会找到另一种平衡的状态，但不一定是适合人类居住的状态了。

理论上，资源的稀缺性确实会反映在价格上，但这个理论的假设前提是市场里的信息是充分的，而实际上市场的信息从来都不是充分的。例如，渔民对渔场存量的估算一直是有很大偏差的，而且渔业通常因为政治原因会受到补贴（当然我相信克劳斯先生一定是反对渔业补贴的，我也持反对的态度，但重点是：渔业补贴确实是普遍存在的现象），价格的信号会被扭曲。

预警原则是杞人忧天？

书中第五章提到“我们要对成本效益分析说‘是’，对预警原则的先验论说‘不’。”实际上，在《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的“原则十五”中，预警原则的表述就包括了成本效益分析的内容：

“为了保护环境，各国应根据它们的能力广泛采取提前预防性措施。在凡有可能造成严重的或不可逆转的损害的地方，不能把缺乏充分的科学肯定性作为推迟采取成本有效（Cost-effective）的环保措施的借口。”

而且预警原则也并非“先验”，而是在发生无数类似于上文提到的蓝鳍金枪鱼这样的惨痛教训后，人们对自己的无知多少有了一点认识才产生的方法论。其本质就是，在开发利用前，必须对面临的风险有一个全面的评估并做好应对准备。

目前的企业或者政府项目所采取的成本效益分析方法有一定的局限性。首先是外部成本，例如污染导致居民看病的成本不被计入或被低估；其次，对公共的效益的影响也被无视或低估。究其原因，因为市场的有效是基于明晰的产权制度，而环境效益很难通过产权制度确定下来。例如南极的海洋作为受人类影响最小的海洋生态系统，可以成为天然的实验室和对照组来帮助科学家研究海洋的恢复和气候变化的影响，同时南极海洋也向各大洋输送着营养物质，但是科研在国家看来是“成本”，向外输送营养物质的效益也不如用渔船一网一网打上来算得清楚。曾有一位经济学家为了展示“成本效益分析”的荒谬，严格按照当年的市场行情进行计算，结果是对于一个企业来说，把海里的鲸鱼捕完换成钱投资股票市场才是最理性的决定。在近几年的中国，对于渔民而言的效益最大化的选择，难道不是赶快把鱼捞完然后买房坐等升值？

当然怎样合理地计算采取的预警措施的“成本”和“效益”还牵涉到下面的“贴现率”的问题。作者运用经济学的贴现率理论来反驳全球灾难论，指责英国经济学家斯特恩撰写的《斯特恩报告》设定的贴现率太低。需要探讨的是，贴现率可靠吗？

贴现率可靠吗？

贴现率毫无疑问是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正好体现了一个对“人类理性的传统理解”：就是当下比未来重要。但是不同的人对于时间的偏好是不同的，甚至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间点对于时间的偏好也是不同的。经济学家在许多实证研究中发现，随着贴现延期时间的增加，贴现率呈递减趋势。这意味着人们的判断决策不具有时间一致性(Time Consistency)。所谓的时间一致性是说，如果我在今天(假设今天是一月份)觉得五月份的一个选择A优于三月份的选择B，那么，到了二月份的时候，我也应该是同样的感觉。到了三月份应该依然如此。事实上却不是这样。比如人们在计划退休保险时，都觉得如果每年从当年的开销中扣除一部分用于未来的退休金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但是如果没有某种强制性的事前约束(例如由国家或单位从工资单中自动扣除)，往往工资到手时却把该留的部分花掉。同样的道理适用家庭为孩子建立大学教育基金、赌徒戒赌、瘾君子戒毒等等类似的行为机制。在政府决策层面，地区在做长远发展规划的时候会考虑到环境保护，但是到近期决策的时候，当环境与发展冲突的时候，还是会选择发展优先。这些例子说明，人们（包括个人和集体）往往在做长期计划时能高瞻远瞩，事到临头却又急功近利。

这种偏好的差异并没有通过市场反映在贴现率上。现实中，人们是基于央行的货币政策来确定决策所采用的贴现率。贴现率的高低理论上取决于对经济增长的乐观程度。对贴现率持乐观态度的经济学家的判断往往并不是源自于完整的信息，而是由于政治力量的推动，特别是当经济发展成为政府对民众的重要承诺的时候（我想克劳斯先生应该是反对政府干预经济的，我也一样，这里只是说现实的情况。例如中国政府在金融危机后为了“挽救市场信心”，就采取了大规模救市行动）。我们只是知道贴现率是正值，但是真正能平衡未来与当下的成本—效益评估需要的是比较准确的数字，仅仅参考央行的利率做一个估值显然是不够的。

话又说回来，在处理当下和未来的关系上，除了贴现率还真没有什么更好的经济学工具。所以我们才会需要预警原则，以及外部成本的内部化来对传统经济学的成本—效益分析方法进行制衡。

结语：环保与自由的关系

另有一本书--《贩卖怀疑的商人》，对《环保的暴力》中提出的许多科学和政治的论点进行了完整的回应，堪称一本“关于阴谋论的阴谋论”。该书介绍了自环境健康问题浮现以来，一些假冒的科学机构是如何披着科学的外衣，蓄意散布怀疑论，从而达到反对的目的。

他们反对酸雨、臭氧洞、气候变化的存在，反对吸烟有害论，反对蕾切尔·卡森[1]……这些都是被妖魔化很多年的科学事实及环境、健康问题的警示者。这本书的作者用了5年时间研究了各种历史资料和文献，找出了妖魔化背后的黑手。令人惊讶的是，他们居然都是同一拨人！其中不乏大企业收买的科学家，但是其中也有不少确实是完全中立的科学家。他们如此团结一致地反对环保政策，原因是他们是自由市场的信仰者，而环境问题要求政府出手干预，就是在为共产主义招魂，为了捍卫西方的自由传统，这些砖家们就拿起了笔杆子（土摩托博客）。

这其实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这意味着这些“自由市场的信仰者”，实质上并不相信市场是解决问题的万金油，也不相信市场是不需要政府干预的。因为他们没有办法说明市场在没有政府干预的情况下可以如何应对这些问题，所以只能向前一步，直接对这些科学事实散布怀疑。《贩卖怀疑的商人》用一个比喻来形容这些人：大餐临近尾声，服务员送来账单要结账，有些人否认这是他们的账单，有些人否认这是账单，有些人否认自己分享了大餐，而有些人否认那个人是服务员。最后他们得出结论：只要索性不理睬那个服务员，他就会自行离开。

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我对自由的鼓吹者一向充满了敬意。但是我相信上面提到的这些“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们”对“自由”二字的理解发生了偏差。自由是人在社会中的状态，即合理的个人意志不受到压迫，自由不是一种物理的状态。例如人从悬崖上摔下挂在树上动弹不得，他在社会意义上依然是一个自由的人。人受到自然法则的约束并不能算失去自由。而环境和资源问题，就是随着人类活动边界的扩张，导致自然法则约束的浮现，而自然的法则不会因为人类技术的发展而改变。对于这个时代的经济学家而言，最关键的问题是：究竟生态系统是经济系统的子系统，还是经济系统是生态系统的子系统？我认为是后者，因为地球在没有经济系统的时候就有生态系统，而我们无法想象一个没有生态系统的经济系统能够存在。现在的科技水平已经能够为我们的政策提供这样的建议，让我们在问题不可收拾之前收手。我们需要政府作为“守夜人”，以科学为依据，规范我们的经济活动使之不至于导致灾难性后果，这与政府为市场提供安全的环境、有序的法治等公共物品的责任是一致的。消费者支付环境成本，就像购买商品需要付费一样，是天然的义务而非人为的压迫（当然这在税收支出透明度极差，政府权力不受民众问责的国家是另外一回事）。

不少像克劳斯先生这样的政治家和经济学家的思维似乎还停留在20世纪。当大多数选民都是急功近利的，而政治家都需要努力讨好选民的时候，民主就成了环境的灾难。所以有人甚至提出除了立法、司法和行政三个分支，政府还需要增加一个科学主导的生态分支来进一步制衡其他三个分支，在不违宪情况下避免对民意过度取悦。例如所有的政策除了违宪审查之外还有生态审查，不是针对特个别的项目，而是对所有的经济政策进行可持续性评价，这其实是对政府的一种限制。不知道一向喜欢限制政府权力的自由主义者们以为如何。

总而言之，环保主义的主张不是要限制个人自由，而是希望我们的生活方式能够有所调整，从而对我们所了解到的生态系统的知识、自然法则和历史经验做出正确的回应，目标是把经济系统消耗自然资源的速度，降低到与自然资源自我恢复的速度持平的程度。这并不是我们狂妄到认为自己能规划人类后面几辈子的事，而是我们认识到自己作为地球上的客旅，必须坚守不能过河拆桥的基本道德责任。

陈冀俍

发表于《中国发展简报2013夏季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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