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中国极地学术年会，于10月15-16日在青岛召开。此时正值中国南极科考的30年纪念。正是在1984年的10月15日，邓小平为南极科考题词“为人类和平利用南极做出贡献”，这句话成为了中国南极活动和政策的指导方针。

在极地年会的开幕式上，来自中央党校的李君如老师做了同题的主体演讲，回顾了邓小平题词的背景和战略思想，并试图为中国南极战略的未来提出展望。

报告中提到，邓小平的南极题词不是即兴之作，而是基于当时对中国发展和全球格局的大背景的判断，首先，中国的现代化提出了三步走的战略构想，用10年实现温饱，再用10年实现小康，还要用50年基本实现现代化。其次，对于和平问题，邓认为东西（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大战可以避免，南北（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问题，也就是发展问题成为主流，所以邓提出避免/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用和平方式解决争端。（台海问题也可以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一国两制”）。

正式基于这样的战略构想，邓小平南极题词表达了中国在南极事务上的基本立场（为人类），原则（和平利用）和方针（做出发展中大国应有的贡献）。李君如老师认为，在30年后的今天，邓小平的题词依然具有指导意义。他提到了需要讨论“和平”与“和谐”（国家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也需要讨论“利用”与“保护”的关系。

可能是因为时间关系，李君如并未能深入阐述他对现在的国际大环境的判断及其与现在的南极政策的优先级的关系。本文希望能基于环保组织的视角在这方面做进一步的展开。

首先，邓小平对于“东西问题”向“南北问题”的转型并未完成，虽然大战依然是可以避免的，但是意识形态的对立并未彻底消亡。同时，所谓的“南北问题”虽然是经济利益为主的竞争，但是地缘政治的因素时常会被牵扯进来，可以说世界还远没有进化到大家可以完全摆脱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因素心平气和地做生意的地步。

其次，全球面临着共同问题的挑战，除了传统的安全议题之外，气候变化，生态和资源退化，人口增长以及随之而来能源与粮食安全问题成为了人类需要共同面对的挑战，这扩大了“人类共同利益”的外延，国际甚至全球合作成为必然的需要。

那么这些全球背景在南极事务上是如何体现的呢？应该说，南极条约体系作为一个诞生于冷战背景下的国际组织或者说社群，其自诞生起就有一定对地缘政治的屏蔽作用，各国可以暂时搁置（“冻结”）自己的领土主张，放弃在南极的军事活动，开展科学研究的国际合作。特别是后来南极环境保护议定书的签订，确立了南极大陆“自然保留地”的地位。虽然地缘政治也从来没有离开过南极政治，但是地缘政治确实没有能够阻止南极条约体系做出让人称道的具有远见的政治决定。而人类在南极的经济利益基本上就是在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委员会管辖下的渔业捕捞，这个利益的与全球渔业的总量相比是微不足道的。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应该如何与时俱进地来看“为人类和平利用南极做出贡献”？

首先，“为人类”的基本立场没有发生改变，虽然从法律意义上，南极既不属于人类共同遗产（例如公海海底资源）也不属于人类共同财产（天体及其资源），但是伦理意义上，南极具有“人类共有”的属性。从这个意义上讲，南极条约体系并不是南极的“拥有者”，而是代表全人类对南极进行管理的“托管人”，一切在南极的活动需要对全人类负责。

其次，对于“和平利用”，和平当然非常明确了，但是“利用”的概念在南极条约体系下有特别的约束，同时，南极考察的30年是改革开放的30年，是全球化的30年，也是可持续发展成为全球性议题的30年。而对“利用”的看法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虽然“增长的极限”的概念在1972年就被提出，但是这个概念在全球范围内被接受是在近30年，特别是在里约环境与发展会议之后，这个概念融入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这个理念简而言之就是人类对地球物质资源的利用需要被限制在一个幅度之内，来保证资源消耗的速度小于等于资源自我恢复的速度。所谓“合理利用”，“可持续利用”都是相同的概念。（这一条非常明显地体现在《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公约》的第三条上,见文章底部）这一理念的基础是基于这样一个认识，就是人类的经济活动是生态系统的子系统，而不是相反。由于这一认识直接威胁到“经济发展至上”的政治议程，所以屡受阻挠，花了很长时间才进入主流经济学的视野（但是依然未能成为主流经济学）这是对于传统的“利用”概念的一个限制。同时科学的发现，对于传统的“利用”的概念又展开了延伸。近几十年来生态学的发展和环境破坏的教训让人类发现，并不是只有能够私有化、货币化的资源才能被利用，人类一直在免费享用生态系统的服务（例如，清洁的空气和水，生物多样性），而一旦损失这些服务，则是需要附上货币的代价来补偿的。所以生态系统服务，科学研究都被纳入到广义的“利用”的范畴。总而言之，保护意味着对狭义“利用”的限制，而保护目的是为了实现广义的“利用”。

最后，还是要“做出贡献”，李君如老师补充的是“做出发展中大国应有的贡献”。狭义地讲，中国作为全人类的一部分，中国的南极活动增加了中国对南极的认识，增加了中国人对南极资源利用的机会，都是对人类和平利用南极的贡献。但是，作为经济总量世界第二的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国际社会对中国有更高的期望。也就是说，是时候中国来提供更多的公共物品了（这也跟“为人类”相呼应）。这些公共物品包括科学研究的合作，合作治理的积极参与（包括参与规则的制定），特别是为问题的解决提供中国的智慧。

综上所述，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邓小平的南极题词依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它对中国的南极政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国需要站在更加全球性的，不断发展的视角来审视和研究南极事务，在捍卫我国正当权益的同时对人类共同面对的问题做出积极的回应，争取为全人类的福祉做出更多的贡献。

因为从历史的经验来看，一个民族崛起的同时如果不能为人类的问题提供解决方案，就会成为另一个人类要面临的问题。

                                                                                          陈冀俍

                                                                                  2014年10月29日

                                                                                         于霍巴特

《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公约》 第三条

《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公约》在本公约适用区内的任何捕捞及有关活动，都应根据本公约规定和下述养护原则进行；

　　（一）防止任何被捕捞种群的数量低于能保证其稳定补充的水平，为此，其数量不应低于接近能保证年最大净增量的水平；

　　（二）维护南极海洋生物资源中被捕捞种群数量、从属种群数量和相关种群数量之间的生态关系；使枯竭种群恢复到本款第（一）项规定的水平。

　　（三）考虑到目前捕捞对海洋生态系统的直接和间接影响、引进外来物种的影响、有关活动的影响、以及环境变化的影响方面的现有知识，要防止在近二三十年内南极海洋生态系统发生不可逆转的变化或减少这种变化的风险，以可持续养护南极海洋生物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