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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梁建章,黄文政先生讨论计划生育

 

今年8月在《拇指阅读》上读了梁建章先生的《中国人可以多生吗》一书后,写了几句评论,意思是说这本书对资源的前景的估计过于乐观。不想@老左竟然回复了,说梁先生的朋友黄文政先生能解决我的疑问,也就是说他可以证明资源约束通过技术手段是可以克服的。本来想请这位先生做一个讲座,学习一下,后来暂时没联系上也就是算了,但是最近在拇指博客上连续看到梁先生关于计划生育的博客(最近一篇是《诺奖经济学家为何反对计划生育》),不由得笔头发痒,想拿出生态经济学者的观点与梁先生和黄先生商榷。

 

梁先生在《诺》文中批判了提倡计划生育常用的三个理由。他认为1)人口创造财富的能力超过消耗的能力,所以人越多越富;2)人口规模对就业的影响是中性;3)资源约束不会制约经济发展。这也是他批判计划生育的常用理由。

 

“人创造价值的能力超过消耗的能力”这种观点的问题在于用经济学的价值概念与物理学的资源概念在比较。经济学意义上的财富创造来源于交换,这个确实是人越多创造得越多。而物理上的自然资源大部分是不可再生的低熵能源和物质。但是在一个资源有限的星球上,我们到底应该如何认识经济系统和生态系统的关系,到底谁是谁的子系统?传统经济学家把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看作是经济发展的资本,甚至蓄意在研究中无视资源的有限性(假设在发现新大陆的时候采用这种假设确实问题不大)。而生态经济学家会站在月球上看地球上的经济活动,我们认为人类的经济活动和生态系统的物质交换和能量流动没有本质的区别,而自然环境和生态系统是支持人类经济活动的基础。技术的发展没有改变热力学的第二定律,也就是熵在增加,所有的生产消费活动都是在把低熵的能量和物质转化为高熵的废弃物。如果不计太阳对地球的能量输入(等会儿再谈太阳能的问题),地球就是一个封闭的系统。人类的经济活动从物理学上来讲来讲除了熵什么都没有创造。人越多制造的熵也越多。特别是当富裕意味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而生活水平的提高在目前的技术条件下就意味着更多矿物资源和生物资源的消耗。

 

我们再来看太阳能的输入对地球这个系统的影响。目前直接利用太阳能的主要手段是农业和光热和光伏发电等(化石能源属于以前积累的太阳能,这里就不算了。)《诺》文中提到诺奖得主印度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指出自从马尔萨斯《人口论》发布以来,世界人口增加了6倍,而粮食产量和人均消费量都比马尔萨斯的世代高出了许多。我认为看到汽车加速,还需要揭开引擎盖看看为什么加速。工业革命以来,机械化耕作,化肥和农药的使用,使得粮食生产已经远远不再是太阳能的输入,还有其他大量的矿石能源和物质的输入。我们有没有确据,这种改进速度会持续下去,还是仅仅是根据历史的经验进行归纳?

 

渔业的历史经验可以说明一些问题。古代的渔业产量和渔船数量(吨位)大致上是正相关的,工业化以后,机械化的作业提高了捕捞效率,CPUE(单位能量的渔获)也不断上升,这似乎能证实人类的创造财富的能力。但是这种快速上升往往持续不了多久就停止了,产量和渔船数量的关系“脱钩”了,也就是说无论多少条船去捕,每年上来的总数总是差不多,而这种临界的“稳态”往往持续不了多久,总的捕捞量就开始下降,如果不及时停止捕捞,鱼类种群就可能会崩溃。全球的工业化渔业的历史就是“顺着食物链捕下去”,直到后来发现问题实在严重才相继建立了区域渔业组织,设立可持续的捕捞限额。因为海洋食物网的底层是光合作用的藻类,所以渔业本质上也是太阳能的利用。从这个经验可以看到,太阳能每年的输入是大致稳定的,而人类开发利用的能力是在不断上升的。从生态系统的角度看,生态系统处于一种动态的平衡中,当中某一变量的变化在一定范围内波动不会引起整个系统的变化,但是一旦超多这个范围,就会引发链式反应,生态系统会找到另一种平衡的状态(但不一定是适合人类居住的状态)。

 

 

 

      图:蓝鳍金枪鱼的每年补充量和进行繁殖的存量监测图表

 

回到人口-经济发展的关系,毫无疑问人口增长导致经济发展,随着经济和技术水平的上升,经济的物质,能量强度会不断下降。我们的问题是,效率的提高能否抵消基数总量的增加?这个问题从中国的经验来看是否定的。中国GDP的能源强度自改革开放以来在不断下降,2003-05年经历了一小段下降速度的放缓,之后继续快速下降,但同时中国的能源消耗总量和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在不断上升。

 

要证明资源瓶颈不会制约经济发展,必须要证明经济发展与资源利用是不相关的。我们看到的历史经验是,全球的人口,全球的能源消耗和全球的GDP几乎是同时从工业革命以后开始以相同的比例在增长,这就是有名的“曲棍”曲线。正如中国的经验所揭示的,技术效率的上升并没有打破资源消耗-经济发展之间的紧密耦合。有研究显示,效率的提高对资源的消耗有一种“反弹效应”,也就是说由于效率提高,市场供给瞬间提高,价格下降导致市场需求上升,结果很可能是对原材料的消费总量不降反升。 

 

所以,从生态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梁,黄两位先生的人口与经济的关系的理论在一定范围内是正确的,这个范围就是经济的可持续的规模。也就是经济活动导致的自然资源的消耗的速度和必须与自然资源再生(包括人类通过工业再生和自然自动的再生)的速度持平。根据罗马俱乐部的估计,地球在1992年已经基本上跨过了这个阈值。姑且不去讨论这个估计是否准确,问题的关键是,阈值确实存在!人类要在这个阈值内保持持续的经济增长,要么技术高度发达(刚刚说了一般的提高效率的技术进步是不管用的),例如可控核聚变;要么想办法干预人口。

 

这里说干预人口的概念不是计划生育。计划生育是政府扮演上帝,粗暴干涉个人选择的恶政,两位先生反对此恶政我双手支持。这里指的干预人口指的是通过政策,特别是财政政策,鼓励少生,优育但也不反对多生;同时对资源进行正确的定价,取消所有不可再生资源的补贴,让资源的价格反映其稀缺性,让市场的信号来引导人们的消费选择和生育选择。正如《诺》文中所提到的,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会让出生率自然下降。这种自然的变化,不大可能会带来非常严重的人口结构问题。

 

对于人口老龄化的问题,我想用梁先生自己的观点来回应:人创造财富的能力和利用资源的效率随着经济社会科技的发展在不断提升,这意味着未来的人养老人的能力也在上升。人口老龄化给政府带来的困难主要是政府金融能力和执政能力差给自己带来的麻烦。

 

综上所述,我完全赞成废除计划生育这一恶政。但是理由和黄,梁二位先生不同。计划生育是出于一些正确的理由,做了一件错事。但不能因为这件事错了,就认为它的初衷就是错误的。人口的最佳规模受到技术水平(如果不说资源总量)的制约,而历史经验是,技术发展未必能跟上人口的规模的扩张。这可能是我和二位先生的关键分歧所在:我们对未来的乐观程度不一致。

 

 

 

陈冀俍 

2013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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