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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解振华团长和NGO的见面会,推迟了好几次。可见解振华团长和中国代表团在第二周中密集协商谈判的紧张程度,以及相关会议安排的重要性。尽管第一周波澜不惊,第二周的高级别谈判加快了步伐,因为有很多问题陷入了停顿的状态。这次谈判中最大的一个焦点,估计是资金问题。在基础四国的会议通告上和中国代表团临行前接受媒体的采访,都表示出华沙谈判大会应该是一个落实的大会,特别强调要落实2013年到2015年的资金。如果华沙大会连资金都谈不出来,2013年就过去了。如果今年联合国19届气候变化框架大会成果寥寥,对明后两年的谈判蒙上阴影。明天是最后一天,我们期望在资金和其他主要的问题上有所斩获,否则华沙大会只是一纸空文,没有实质性的进展。

中国在华沙谈判会议上的立场回顾。中国代表团团长、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在今天下午会见了国际和国内的NGO代表,阐述了中国在华沙大会上的立场。解振华作了一些短暂的发言后,欢迎NGO代表提出问题。

第一个问题,根据《德班平台》的框架要求,欢迎各方提交关于谈判的方案建议。一些国家交了方案,像欧盟、美国、巴西和非洲都提出了对2015年新条约的方案和想法。联合国秘书长要求在明年9月召开的联合国峰会上,要求各国提交减排的目标。请问,中国对2015年新条约谈判持有什么立场?

谢振华:华沙气候谈判大会为明年秘鲁谈判大会做好准备,2015年要在法国巴黎召开会议,讨论的问题很多。华沙会议是准备会议,为了达到2015年新的条约,现在在华沙会议上要确定时间表和路线图。要找出主要的分歧点,寻找共识,每年在谈判上要一个一个问题的谈,这样才能缩小差距。明年9月份的联合国峰会,各国领导在政治上推动谈判的进程。后年年底在巴黎会议上争取到达一个新的气候变化条约。中国支持这样的时间表和路线图,要一个一个问题进行谈判磋商。我们也认为有的分歧很大,但大家都坐下来谈,寻找共识和解决答案。我们在一些问题上要把事情讲清楚。中国是发展中国家,这个基本条件没有变。中国持开放的态度,愿意跟所有的国家进行磋商谈判。我们的态度是灵活的,也愿意在某些问题上做出妥协和平衡。谈判结果有许多选择,基本上有三条。一个是在谈判中有的缔约方赢了,有的输了,这是零和游戏,是失败的。第二个谈判结果是各缔约方都输了。应对气候的行动不能等谈判,气候谈判输不起的。第三种方案就是大家持开放灵活态度,在一些问题上妥协和折中。有的国家可能不满意,但是可以达到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程度,这样的气候谈判就能谈成。

第二个问题,国际和国内的问题联系起来,国际谈判和国内的行动联系起来。国内防治大气污染是进一步减排的契机。在“十三五”期间要把握好这种机会。煤化工的项目,包括煤制气的项目很多,这些项目特别耗水,也产生更多的二氧化碳的排放。尽管煤制气可以解决污染问题,但是会引起气候变化问题,这应该引起重视。不知道您有什么意见?

解振华:你提的这个问题很好。这也是我们工作上的一个原则,就是要统筹国际国内,积极行动来应对气候变化,做好国内减排的行动和工作。应对气候变化和治理空气污染是一致的,两者同根同源,是相互支持和不矛盾的。现在国内进行了很多减排行动,比如调整发展模式、改变经济结构,改变经济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节能非常重要,要提高能效,工业、交通、建筑节能,在所有的产业环节上都要提高能效。发展核能和可再生能源等低碳、无碳能源。植树造林增加森林覆盖率和先进蓄积量,增加碳汇能力。把落后的高耗能的小工厂淘汰。估计在上个五年计划淘汰了8700万千瓦小火电,这些装机容量相当于英国的电力装机总量。钢铁、水泥也淘汰关闭不少。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十一五”服务业在经济里的比重提高了三个百分点。发改委有个万家企业的项目,参加的企业共有16000多家。

在“十二五”单位GDP能耗强度降低了21%,绿色建筑发展很快,在交通方面抓住车、船、路、港的低碳行动。政府大楼搞公共建筑节能。今年6月第一周第一天是低碳日。和2005年比较,单位GDP产值能耗降低了26.1%,碳强度降低了28%,二氧化碳减少25亿吨。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核电现有运行装机总量是1270万千瓦,风电7500万千瓦,水电2.3亿千瓦,太阳能1000万千瓦,可再生能源在总能耗的比例上升到9.6%。2020年的植树造林原先规划为13亿立方米,现在已经达到了17亿立方米。国内空气污染严重,有的城市雾霾已成为常态化。燃煤、燃油、城市建设扬尘和工业废气排放,都是造成雾霾的主要原因。现在要调整能源结构,减煤、限车、降尘。

国务院发表的关于大气污染防治行动条约,即国10条要压缩过剩产能,同时在交通上还要提高燃油质量。应对气候变化和解决大气污染,两个措施一起使劲,对两个目标的实现都十分有利。要求政府制订鼓励和惩罚措施,加大实施力度。有人问,说中国气候变化行动是受到国际谈判的压力才做的。实际上多边谈判进程很缓慢,我们等不了。我们采取的措施是中国国内内在的要求。是国内的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所要求的。中国现在加大力度,对中国老百姓要负责任,对国际社会也要负责任。中国建新项目要搞环评和节能审评以及社会风险评价,老百姓接受不了的就不能上马。项目的门槛要有,而且越设越高。生态文明建设按照习近平主席的要求,在生态文明建设制度中,要实行责任制,而且是终身负责制。三中全会中有一句话,对特殊的保护地区,对干部不考核GDP,而是环境保护的质量。做了这么多,但是中国的污染还是严重。这是因为中国的经济发展的阶段所致,但也说明我们发展的模式要进行改变,还要加大力度抓好节能减排。

第三个问题,在蒙特利尔条约中要消减HFC。奥巴马总统和习近平主席已经达成共识,要努力减少HFC的生产和消费,这个共识要建立合作小组进行推动,我的问题是如何在蒙特利尔的条约下开展消减HFC的谈判?

解振华:中美两国首脑达到共识开展合作。HFC是温室气体,要消减。如何消减HFC,两国合作,在国内积极进行生产和消费的消减。第二要共同努力,说服其他国家,在多边机制谈判中,消减HFC的生产和消费。两国必须认真落实。但多边机制要遵守多边的原则和规定来进行。要解决几个问题。按照法律要求,《气候变化公约》和《京都议定书》将HFC定为受控的温室气体。它不是《蒙特利尔议定书》中要减少的气体。HFC是破坏臭氧层物质的替代产品,后来发现HFC是温室气体,并将其放在《京都议定书》下进行减排控制。《蒙特利尔条约》要解决HFC的问题就要考虑到法律授权。在《蒙特利尔条约》中有几个发展中国家关心的问题。发展中国家需要有替代技术的和资金的支持,新的替代物要有安全性,尤其是防火问题。

HFC消减按照温室气体解决的原则来办,希望这些问题都可以解决。但是目前多边机制下这些问题没有解决,也很难消除其他发展中国家的顾虑。中美和G20的机制如有共识就可以采取行动。但多边机制要按多边机制的原则来办。但目前这些问题都还没有得到解决。在曼谷会议上大家也没有取得共识也没有同意解决的方案。但中国已跟美国达成共识,我直接参与者二个文件的起草工作,已经同意了所以在国内我们要开始认真做好HFC的消减工作。

第四个问题,低碳试点在中国已经开展了很广泛深入。无论谈判的进展如何,中国许多试点都取得很好的进展,比如说绿色建筑、电动车以及工业节能者等等。国内的最佳实践不仅在中国推广而且也应该推广到全世界去。您的意见如何?

解振华:现在在中国有42个省、市开展低碳试点工作。这些试点分布在中国东、西、南、北,代表不同地区的发展水平,城市的规模也不一样。这些试点城市要探索节能低碳发展的道路。明年中国政府计划一个试点一个试点的进行总结,并将好的经验介绍到全国并进行推广。有不同的模式代表了不同的地区,这样才有推广的力度。在全国推广有一个新的要求。随着经济的增长什么时候出现排放的峰值。目前做的最快的是宁波,宁波认为2015年二氧化碳排放可以达到峰值。把全国各地不同的峰值进行认真学习考察,就可以得出全国的峰值在哪一个时间段出现。

第五个问题,参加谈判已经5年了,压力也很大。国外同行经常问中国发展了什么,做了什么。我想问一下现在中国的谈判立场。中国走出去的问题是否也支持NGO走出去。中国的政府在新的谈判中,中国政府、企业和NGO如何更好的担当起负责任大国的形象?

解振华:国际社会对中国不了解,我们不回避什么不回避矛盾,要多做一些解释的工作,可以采取各种方法介绍中国的国内情况。有的人跟我说中国是个排放大国应该多做事情。我们的回答是要面对现实,我回答说是的,我们是排放大国。我们处在这种发展的阶段,排放量很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我们要考虑到实际情况,但是我们要认真的解决应对气候变化的问题,在国内采取广泛的深入的行动,也要与国际合作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只要你们提合理的,我们都会接受。绿色和平有关神华耗水的报告,我看了,还找了神华负责人谈了此事。

在解振华与NGO见面的时候,大会的会场中一阵骚动,绿色和平、世界自然基金会、地球之友和乐施会等13家国际NGO组织发动了“离场”的行动。在召开媒体发布会上,这13家国际NGO的代表表达了对华沙大会的失望。他们认为华沙大会应该是一个对未来可持续发展的世界的一个转型的会议,为今后两年的气候谈判取得的成果搭桥铺路。但是这几天的气候谈判的进展使他们感到失望。NGO组织认为在召开联合国气候谈判框架大会同时,“全球煤炭和气候峰会”也同时在华沙召开,而且波兰政府对煤炭和页岩气的开采感兴趣。一些富裕国家的倒退行动更使人感到沮丧。日本追随加拿大,减排目标不减反增。澳大利亚在很多方面更是倒退。对国内行动的法规政策进行修改,取消碳价格和碳税,消减可再生能源和节能的资金,讨论要取消气候机构的设置,拒绝提供气候援助资金。

在财政部长的会议上也没有什么行动。在2020年前减排雄心和2020年后的谈判过程都很迟缓,没有提高减排目标,会议气氛令人窒息。谈判大会既没有行动,在资金上也没有为发展中国家做出资金的承诺,因此这13家国际NGO组织决定离开大会,表达他们对华沙大会的失望之情,希望在明天的谈判中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丝希望。这一次NGO“离场”行动到底意味着什么,表达了一些什么情绪,会有什么影响,我们认真地观察和思考。

  

李莉娜 创绿中心气候与金融政研部研究员

杨富强 自然资源保护协会能源、环境和气候变化高级顾问、创绿中心理事

2013.11.21

感谢中国民间气候变化行动网络(CCAN)和伯尔基金会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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