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兰气候大会的重头戏“德班平台2.3”（第二次会议第三场）于11月12日当地时间上午10点开幕，各集团和各国代表团的发言多为重复立场，缺乏新意。由于这是今年六月刚刚正式当选的新一任德班平台联合主席—来自特里尼达和多巴哥的Kishan Kumarsingh，和来自欧盟的Artur Runge-Metzger接过接力棒后第一次主持会议，上台伊始，大家期待将会有什么“三把火”。《德班平台》谈判自2011年底开启，经历了2012和2013年两年的工作，距离2015年新的国际条约达成也还有两年时间，“赛程”过半后面工作压力很大。在此之前都是头脑风暴式的讨论阶段，因此亟需加快谈判速度和效率。

两位主席明确表示，华沙是通往2015年巴黎大会的重要一步，有两大任务：一是2015年条约内容和要点的谈判要更加集中，从讨论中上产生的很多想法中缩小范围，筛选出可以深入谈判的选项，以确保在2014年底的秘鲁利马大会上可以形成初步的谈判案文。二是对提升2020年前的减排雄心要进一步明确可能形成的结果。因而，谈判形式的安排也会更加具体，更加正式，在此之前一直采用的研讨会和圆桌等形式不会再是主角。

可以预见，未来两周德班平台谈判需要为2015年给出更明确的方向。那么目前摆在台上的比较成型的方案有哪些呢？笔者梳理了一下，主要有四个提议方案，分别来自欧盟、美国、非洲国家集团和小岛屿国家联盟。在华沙的谈判中，这四个方案中哪些会得到更多的支持，又会有哪些新的方案冒出来呢？

1. 欧盟的“分步法”（step wise approach）

第一步：事前明确规定，在提出减排目标时提供所需的信息，要确保透明、可量化、可比较、可核证以及有雄心。信息的种类和要求取决于减排目标的类型（2013年）。

第二步：在华沙谈判会议上，所有缔约方决定在2014年形成和提出2020后的减排目标。

第三步：对减排目标的雄心（整个联盟体和单个国家）有一个全面、透明、科学、灵活的国际评估，看其是否能够完成将温升控制在2度的目标。（2014-2015年）要对减排目标的雄心和公平性进行对比，可能用到一些客观指标，例如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排放量，预计的GDP、人口、发展需要、减排潜力和成本等。

每个国家都需要说明它的减排目标为什么是有雄心且公平的（基于其国情、责任和能力）。评估后如果需要的话，国家要提升其减排目标，但这一提升是该国家自主决定。

第四步：将这些目标纳入2015年协议（2015年底）。

为了确保可比性和可量化性，各国应该选择统一的减排期间，且明确具体的温室气体控制或减排量的大小。制定减排目标时需要提供的基本信息包括：

-          针对所有类型的减排目标：目标年（或区间）、行业覆盖、气体种类覆盖、计算温室气体的方法、达成目标的时间、哪些是自己内部能做的、哪些是需要外部支持和补充性机制的（比如国际碳市场机制、碳汇等）

-          针对不同的减排目标还需要有额外的信息：绝对量化减排目标或碳中和目标（基准年或区间，目标年或区间的减排量）；相对减排目标（目标年或区间的减排量预测，基准年的实际GDP和人口，目标年或区间的GDP和人口预测）；相对“照常情景”（BAU）的变化（目标年或区间的减排量预测，照常情景排放量及其计算方法-需要国际统一的指导文件），其他类型比如政策和措施，减排量的预测及其计算方法-也需要国际统一指导文本。

欧盟提出2020年之后，需要有针对减排目标的定期回顾和评估机制，包括对责任和能力理解的更新。

2. 美国的“承诺和咨询”方案（pledge and consultation）

美国方案的基本流程是：各国提出自己内部确定的（nationally determined）减排目标草案（draft commitment），然后进入国际咨询流程，其间缔约方互相讨论其减排目标、互相分析减排目标与自己的可比性和总的减排水平、NGO和独立的机构如（国际能源署）也可以进行相关分析，在UNFCCC会议上有专门的环节（向NGO开放），缔约方可以提出问题和澄清信息。这个流程是鼓励性的，而非通过反复谈判和讨价还价。如果通过信息的沟通某个缔约方其减排目标不够充分，那么他可能面临提升目标的压力，但归根结底是他自己做决定。

时间上美国认为2015年初各国应该有可能提出初步的减排计划，以便咨询流程可以在2015年进行。

在减排目标的类型上，美国似乎更加“多元”和灵活，比如一个国家可以在某个行业选择总量目标，另一个行业选择相对目标，第三个行业可能是个政策。除了量化的行动外，也可以有其他的类型，比如碳定价机制，科研投入计划等。不过各国需要提供其整体消减量的一个预期。

和欧盟一样，美国也提出需要“事前的明晰”（ex-ante clarity），也就是制定减排目标时需要提供一定的信息，甚至比欧盟的建议还要细致，还给出了减排承诺信息表格的一个例子。跟减排目标相关的需要明确的信息包括：

-          基准年（区间）

-          涵盖的行业和气体类型

-          涵盖的排放量在国家总排放中的占比

-          预计的减排量

-          是否使用任何碳交易或碳抵消机制

-          与目标相关的任何方法论和假设

美国特别强调不认为基于“公式”（自上而下）或者30年前设定的国家类型（应该指的是附件1和非附件1国家的二分法）分类方法是有效的，可以说是完全抛弃了防火墙。

和欧盟类似，美国也强调统计系统（accounting），就是要算清楚排放量是多少，而且是适用于所有国家的，要有一定灵活度。

3. 非洲国家集团的“公平参考框架”方案（equity reference framework）

非洲国家集团提出的基于原则的公平参考框架，参考了南非专家的研究成果以及气候行动网络等NGO的建议，主要包含三个内容：

-          基于全球长期温升控制目标确定全球目标（包括减缓和适应，以及相应的资金、技术等需求）。

-          基于缔约方的历史责任、当前的能力、发展需要，几个维度的考量确定其相对公平的贡献水平。

-          “事前的评估流程”，各国自己确定（nationally determined） 的减排目标，把这些目标与科学要求（科学评估）和公平要求（公平评估）进行对比，协调国家情况和国际减排要求

非洲国家集团认为，这个框架提供了附件1国家和其他各国的最低减排要求门槛，以及附件2国家最低的资金要求门槛，并保留了灵活度。

4. 巴西的方案：基于政府间报告（IPCC）的、以历史排放责任为基准的参照方案（reference methodology on historical responsibilities by the IPCC）

巴西的方案与其他几个相同的是：国家减排目标也是自下而上报送的，根据历史责任、国家能力和内部情况等制定的。最重要的是要与国家的历史责任相一致，通过邀请IPCC（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开发一个考量历史排放责任（从1985年以来）的方法，用以指导各国内部的目标咨询和确定过程。IPCC还应提供指引，各国可以比较容易地来测算自己的历史累计排放（涵盖各个行业和各种气体）等。IPCC也可以成立专家组对各国对升温的历史贡献进行计算。

时间上，这些方法要在科技咨询附属委员会第40次大会上（SABSTA-40），也就是2014年第一场谈判的中间会议(通常在6月)上提出来，这样各国可在2014年（例如9月的联合国秘书长召开的气候峰会上）给出自己历史责任的初步计算结果，以便在2015年底的气候大会上达成新的气候协议。

在过去两年的德班平台谈判中，中国一直以“立场相似国家集团”和“基础四国”（更多是前者）为盟友，主打防守牌。作为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第一大国，作为不少发展中国家翘首盼望的带头人（big brother）, 中国在德班平台的谈判进入实质阶段时，应该提出自己的具体方案摆上桌面，引领谈判。

李莉娜 创绿中心气候与金融政研部研究员

杨富强 国际自然资源保护协会高级顾问、创绿中心理事

2013年11月13日 于波兰

感谢中国民间气候变化行动网络（CCAN)和伯尔基金会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