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六修改和通过科学委员会讨论报告的会议原定晚上九点结束，实际上一直延续到周日清晨5点。所有人都意识到这份报告在周一开始的政策讨论中会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所以经常有些文本会来回讨论好几遍。晚上十一点以后同传下班，后面的谈判都是以英语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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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是MPA?

现在对于MPA最通用的定义来自世界自然保育联盟IUCN对自然保护区的定义：“自然保护区是具有清晰地理范围界定，通过法律和其他有效方式认可，明确和管理，以实现对自然和相关生态系统服务和文化的长期养护” ，在海洋上的这类区域就被称为海洋保护区。此定义已广泛地被政府及非政府组织所采用，所以可视之为一项国际标准，各国对于自己的MPA的定义都是建立在此基础之上。IUCN强调，有些区域的划分虽然能够实现自然养护的目的，但是在设立时没有明确声明自然养护的目标，这类区域不能被称为保护区。

CCAMLR由于执行着南极海洋上的渔业管理的功能，有时候会把它和其他地区性渔业组织放在一起，以至于有人会误以为它是一个渔业组织。而可持续渔业和海洋保护区的目的是不同的。渔业措施的目的是获得稳定可持续的产出，而保护区的目的是“养护”(conservation)。现代的“养护”概念已经从起初的和渔业的可持续生产相似的“保护”的概念，逐渐融入了“保持”（preservation），也就是说要保持自然界不受人类活动干扰的状态的内容。

这种理念的变化来自于人类对生物多样性的价值的认识的深入。

有意思的是，生物多样性的概念可能并非是出于对环境和科学的热爱，而是在冷战背景下，对新型战争，包括“环境战”的战略思考中逐渐浮现的。（汉布林，《武装大自然：灾难环保主义的诞生》的作者）当时的战争策划者设想了一个恐怖新世界，除了生物和放射性武器，毁灭粮食作物、大火、人工地震、海啸、操纵洋流、改变海平线甚至是操控天气一样可以为人所用。在考虑这些战法的时候，同时也要考虑如果对方对自己实施类似的“初步毁灭”，己方如何继续生存下来的对策。科学家们最终发现最好的方法不是“深挖洞，广积粮”，而是找到各种保护生态系统的方式，这后来被称之为生物多样性。这一概念的一位主要提倡者是牛津大学(Oxford)生态学家查尔斯·埃尔顿(Charles Elton)，他的书《动植物入侵生态学》(The Ecology of Invasions by Animals and Plants)认为，用除草剂，或者大面积种植单一的作物品种使地貌单一化等同于制造灾难。他认为，防御疾病、其他物种或者是自然灾害侵袭的最佳办法便是在田地和乡村的篱笆中尽可能多地保留生物多样性以抵御任何危险。他在书中称之为保护多样性。

北约科学家在20世纪60年代初对环境战十分着迷，他们试图想象生态系统中哪一个环节最容易被操纵。他们分析食物链中的联系，把他们视作一个可攻击的目标，但是反过来也发现，就是食物链/食物网越复杂，攻击就越困难。这个发现强调了埃尔顿的观点：生态系统的复杂性会冲淡任何特殊“链节”的重要性，让整个系统不那么脆弱。

英国生态保护专家马敬能(Dr. John MacKinnon)打过这样的比方（参见土摩托日记）假如一个书架上放着1000本同样的书，每本定价20块钱，其“硬价值”就是2万元。如果每本书都不一样，虽然总价值仍然是2万元，但“软价值”比前者大多了。生物多样性最大的价值也就在这里。不同的书可以帮人提供多样的观点建立，综合起的知识结构从而对新知识进行深入的思考和整理消化，而不会被一种观点一下子击溃，生态系统里物种的多样性实际上决定着系统对抗外界干扰的能力。人类其实一直在生态系统通过这种方式所提供的服务，随着人类对自然资源的直接利用力度不断加大，现在更需要从生态系统服务的角度来考虑破坏生物多样性的“机会成本”。

所以海洋保护区和可持续渔业的“养护措施”虽然可能在实施形式上有共同点，但是他们着眼的利益是完全不同的，海洋保护区所希望存续的是长期的，多样的利益。这种从“合理利用”向“多重利用”观念的演进也离不开“生态系统方法”和“预警原则”的发展。（见本系列博客）。在南极建立长期限制人类干扰的海洋保护区，也就是说划分出一些有生物多样性保护意义的区域，例如代表性的动植物栖息地和生态系统，在一段较长的对其中的渔业活动做出严格的限制，甚至禁止，在保护南极海域比较原始的生态环境的同时，可以为人类提供研究渔业资源和生态系统关系和研究气候变化对自然生态系统的影响提供参照区域（见系列博客之三）。

与渔业措施相比，保护区在运行上的最大区别是长期性。因为南大洋面对的是不确定的未来：气候变化和随之而来的温度、洋流，海洋酸度以及冰面变化的改变持续不断地瓦解着这一错综复杂的极地生态系统。曾经的过度捕捞带来的影响挥之不去，大多数鲸类和许多鱼类的数量还没有完全恢复 。特别是一些鱼类的生命和繁殖周期比较长，从以前的过度捕捞中恢复起来可能需要几十年的时间。而且年长的鱼的繁殖能力强过年幼的鱼，重建种群的年龄结构需要一段时间，但是如果能保持年长的鱼的数量，到一定阶段种群中数量增加的速度会迅速加快。这样的后果就可能产生“溢出效应”，同时也增大了捕捞区的产量。这也说明，保护区的养护与渔业利用的目标并不一定是矛盾，而很有可能是相互包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