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在不来梅港举行的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委员会(CCAMLR)进入了第三天，今天是科学委员会的最后一天的会议，如果顺利，科学委员会将向委员会递交自己的建议，供下周委员会正式会议讨论。

理论上，科学委员会作为委员会的附属机构，主要责任是判断目前的提案是否是基于现有最好的科学成果。它和委员会的工作有点像IPCC（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和UNFCCC（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关系。IPCC会定期回顾最新的经过同行评议的科学文献来评估1）气候变化的可能影响2）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的关系3）未来政策选择的不同情景，把结果汇总发布作为联合国做出政治决定的基础。联合国有自己的民主决策机制，气候公约的决策机制称为协商一致，或者说全面共识。可以说，国际环保政策的进程实际上是赛先生提建议，德先生做决定的过程。

虽然赛先生的意见也需要通过民主的方式进行集中，但是相对容易一些。因为进入讨论的文献，都是经过同行评议的文献，如果有方法上的问题，早就被枪毙了。不过到形成最后的建议的时候，可能会在具体措辞上纠结很长时间。因为不管是CCAMLR的科学委员会，还是IPCC，来开会的还是各国政府指派的科学家，这些科学家清楚地知道科学的建议可能对自己国家造成的影响，所以会对措辞特别谨慎（例如人类活动“可能”还是“非常可能”是造成气候变化的原因，就讨论斟酌了很长时间。）

CCAMLR的科学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评估各方提出的行动建议是否是基于“现有的最好的科学”（best available science）。因为预防原则要求面对严重的风险（严重意味着后果严重，不是几率高）的时候，不能以科学证据不足拖延成本有效的行动。但是行动本身，需要依据现有的最好科学成果。所以在海洋保护区的议题上，科学委员会主要是评估现有的提案的科学依据是不是“现有的最好科学”。

不过由于开会的人和后面要参加委员会决定的实际上是同一拨人，要清晰的把自己的人格分裂成德先生和赛先生是很困难的，所以讨论常常会漂移到政策层面。主席不止一次地指出：这不是应该在这里讨论的问题，我们科学委员会只负责判断科学性，基于这些科学成果做出怎样的政策决定是委员会的事。

CCAMLR委员会是正式谈判展开的地方。各国代表需要考虑科学的建议，公约整体的利益和自己国家的政治，以及自身的经济利益。在国际环境谈判中，赛先生经常被德先生揍得遍体鳞伤，因为德先生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德先生的好盟友是易先生，也就是刚刚说到的经济的利益。其实易先生并不总是赛先生的敌人。在单个国家管辖范围内，产权界定清晰的时候，易先生需要赛先生的帮助来进行发展。例如今天新西兰代表团的渔业专家告诉我，在他们的国家制度下，他们的公司，拥有的是一块海域内的生物量，这就等于是他们生意的本钱，因为所有权是永久的，他们会从长远利益出发，小心翼翼地经营这篇海域，实现可持续的利用。但是在产权界定不明的国际水域，开展捕捞的人会更倾向于短期产量的最大化，容易发生“公用地的悲剧”。在CCAMLR的谈判中，赛先生和易先生的力量对比差距并不很大（不像气候变化谈判），所以还有一定的胜算。从历史来看，CCAMLR也基本履行了好管家的职责，因为各国在南极条约体系中确实有一定的责任感，同时在此地的经济利益占国家利益的比重也不大，大家会更容易接受赛先生的意见。

但愿今天的会议能把赛先生装备齐全了在进入下一轮的角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