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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24个国家和欧盟将在德国小城不来梅港召开南极海洋生物养护委员会的特别会议,来继续去年在年会未能形成决议的海洋保护区的讨论。

  南大洋和我们中国人有什么关系?为什么需要设立海洋保护区?

  且听南极海洋联盟的中国成员创绿中心慢慢道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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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警原则的应用

  实际上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中都充满了风险,而我们实际上也已经在我们的生活中应用了“预警原则”来对抗这些风险。例如开车时候拉上安全带,因为不拉安全带所带来的风险几率虽然不高但是一旦发生可能造成终生遗憾的无法挽回的伤害,而拉上安全带的成本也不高,属于可以接受的范围。飞机失事的几率 虽然很小,一旦发生造成的伤害也常常是不可挽回的,但由于采取预防措施,也就是不坐飞机的成本太高(博格坎普因此错过了多少世界大赛啊),所以大 多数人还是愿意选择来承担这个风险。

  所以,应用预警原则的三个关键点是风险事件发生的几率,风险事件发生的严重性,和预防措施的成本效益(是否显著降低了变化发生的几率或者严重性)。这三点在汽车和飞机的例子上都是有比较大的历史数据可以作为参考的,所以人们能够得出比较清楚的结论。但是谈到生态系统的管理,特别是南大洋这样人迹罕至的区域,研究和数据都十分有限,要做出定量的分析就很困难。

  我们对于生态系统的变化,大致有一些了解。生态平衡是动态的平衡,在一定范围内有自我修复的能力。生态系统的平衡的一个指标是食物网中各个种群的数量保持在相对稳定的水平,如果说从食物网中大量地移除(猎杀,捕捞)个别物种,最直接的后果可能是该物种的捕食对象数量增加,而捕食该物种的食物链上游的物种,如果食谱比较单一的话,数量就可能减少。这只是最直接的影响,生态系统会逐步“适应”这种变化,也就是说各个种群的数量经过一段时间的变化后会重新达到一个稳定的状态,或者说达到新的一种平衡状态。如果这种平衡状态之间的转化是可逆的,也就是说剩下的生物量的基数够大,如 果停止捕捞就能逐步恢复,那说明生态系统的状态还算健康,一旦个别种群遭到严重破坏,无法恢复,生态系统随之发生不能逆转的变化,我们认为这就是 比较严重的风险了。例如南大洋的蓝鲸,从起初的开始时的几十万头被捕杀到只剩下几千头,能不能恢复到原来的数量和质量,都很难说,现在因为例如蓝 鲸这种磷虾的捕食者少了,显得磷虾资源极为丰富,但如果真的准备恢复以前捕杀得很厉害的种群,那么看似很丰富的磷虾中的很大一部分就不能进行捕捞。但是如果我不清楚捕食者的捕猎路线,我们就不清楚哪些是可以捕的,哪些是不可以捕的。

  从历史经验来看,这些不可逆转的变化一次次在人类充满自信的“良好管理/合理利用”下发生,上次提到的《疏于防范的教训》一书中已经列举了很多,这就要求人们超越几率,严重性和性价比的分析,采取更加审慎的态度来管理生态系统。(实际上人没有办法“管理”生态系统,人只能约束自己的行为, 尽量不要搞砸。)

  目前对预警原则的应用主要是基于已有的实践经验和教训进行发展。各国和国际组织在实践预防原则的时候已经发明了一些定性和定量的方法,其中包括:1)举证责任转移,也就是说以前是环保主义者要证明开发行为对环境有害才能组织开发,而应用预警原则就需要开发方来证明自己的开发项目是无害的才能开展项目。设立环境影响评价就是基于这样一种理念(尽管在中国的体制下环评已经成了开发商的通行证)2)设立预警点,目前CCAMLR和其他渔 业组织所采取的捕捞配额就是这样一种方式。根据历史数据和科学研究,制定某一区域对于某些物种的捕捞限额,一旦捕捞达到限额必须马上停止。

  里约宣言中的原则表述里中最后一句也提到了成本有效,也就是说性价比合适,意思可能是通过各利益相关方艰苦谈判后的妥协。因为不同国家对于保育成本的承受能力和对生态系统所提供的不同价值(生物多样性,气候)的估计都是不同的,所以这句话的意思是各个国家可以采取基于自己判断采取行动,但是不能等待100%的科学证据。(生态系统价值的评估方式目前也在迅速发展中)

  尽管CCAMLR做出了应用预警原则的努力,但是从前的过度捕捞和持续进行的非法捕捞导致很多渔场被捕捞殆尽,其整体生态系统影响尚未可知。大多数犬牙鱼捕鱼者使用海底多钩长线,这种长线仍然会严重影响海底栖息地,特别是当长线作业集中在一片区域长达几十年时。CCAMLR制定的识别和禁止脆弱海底栖息地捕鱼作业的措施仍然不足。

  海洋保护区和禁捕保护区因此被日益视为预警原则在海洋环境的重要应用手段。改善传统渔业管理、数据和建模不能一直保证海洋生物的长期可持续性。科学家们提出“海洋保护区有助于防范渔业管理中不可避免的不确定因素、错误和偏见。海洋保护区(或简称保护区)很可能是最简单和最好的贯彻预防原则 的方式”。值得强调的是预防原则认为“合理利用”的前提是“充分的知识”,而设定保护则不能以“知识不充分”为借口,所以实际上“预防原则”也暗示了加强科学研究,丰富知识,对于进行“合理利用”的决策是至关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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