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篇博客中提到了中央党校李君如老师在分析邓小平南极题词是对东西和南北问题的判断，这两天细细咀嚼这种问题分类的方法，回味无穷，特别是在南极海洋保护会议的会场，明显感到这种视角非常有助于我理解这里的问题。

东西问题指的是意识形态的对抗，现在地球上的对抗双方主要就是中俄和西方。

自叙利亚危机以来，俄罗斯与西方在各个国际场合的对立逐渐增强，特别是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后，更是剑拔弩张。而中国和西方虽然在经济领域联系紧密，但是一方面是被殖民历史的屈辱感尚未褪去，冷战的对立尚有余温，另一方面在一些核心政治理念上还是存在分歧，所以对西方整体而言还是缺乏信任。

在南极条约体系下，虽然表面上大家和和气气，为科学和保护在进行合作努力，但是暗地里的角力从未停止。因为南极条约体系下的博弈是这样的：大家都不知道将来有一天矿产资源的开采会开放，虽然这在目前的体制下是可能性很小的，但是因为牵涉到未来的利益过于巨大，即使只有很小的可能性，各国也在尽力保持或者增强自己在南极的实际存在，以增强自己在南极事务的话语权。这已经成为各国心照不宣的南极活动的潜台词。在南极各国的工作人员和科学家之间确实保持着良好的沟通和合作，但是总是有国家利益的影子在若隐若现。

南极大陆上因为没有经济利益，所以表面上已经看不到大的对抗了，但是南大洋上由于有渔业的利益，所以这种不信任感的作用就显现出来。在南极海洋保护区问题上，由于提案的区域都是对着提案国原有的领土主张扇面，这自然会让非提案国或者非主张国神经紧张。但是若不是提案国因为与自己的领土主张区域的天然联系，他们也不会有能力拿出数据来作为建立保护区的依据。这个就有点像22条军规，或者说先有蛋还是先有鸡的争论了。问题就是，信任缺乏的问题确实存在，提案国虽然小心谨慎，尽力避免关于领土主张的猜疑，例如把保护区的管理完全放在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委员会的框架之内，这种努力对于拉美非洲国家来说够了，但是对于中国俄国这些西方的传统对手而言，从结果来看还是很不足的。

南北问题主要指的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利益的争夺。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有不同的发展需求和保护意识，这具体体现在对环境保护或者可持续发展的不同理解。

南方国家因为还处于较低的发展阶段，对未来的发展空间和资源都有较大的需求，而北方国家因为经历环境破坏的教训，会采取更加积极的保护的措施。发展中国家，特别是迅速发展的大国，例如中国，对环境保护的看法是，保护是为了经济利用，而经济发展是国家的首要优先级，而发达国家则已经意识到，生态系统中除了那些可以私有化，货币化的资源，还有许多无法货币化的公共物品或者说服务，例如干净的水和空气。西方虽然没有“生态红线”的说法，但是大量的政府和民间的保护行为，属于我们所说的那种“圈地”，也就是通过区划管理，设立保护区的方式把整块生态系统保护起来。

这种做法需要平衡经济社会的利益，在国内相对容易一些，如果在国外买地保护，就会遇到更多的社会经济的问题。例如禁止砍伐雨林，把雨林作为碳汇和生物多样性的库保留下来，看上去是好事，但是这可能就会剥夺雨林周围的原住民的生计，往往会被视为“资本主义式环保的入侵”。

在南极，虽然没有原住民，设立上百万平方公里的大面积海洋保护区会对未来的渔业资源进行限制，虽然目前的保护区提案在设计的时候已经试图平衡了当前渔业的利益，但是对于渔业的后发国家来说，未来的可能性也是很重要的。当发达国家综合考虑海洋生态系统的生物多样性价值、科研价值、景观美学价值、渔业价值的时候，后发渔业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则会更加偏重渔业这种直接利用的价值。对于看重渔业的国家来说，保护的目标在于把渔业资源的存量位置在能够保持稳定产出的水平上，而对于同时看重多种用途的国家而言，有必要维持生态系统的整体对抗外来压力的能力（或者称之为彪悍度resilience），也有需要保留一些完整的生态系统供科学研究。这就导致了这两种国家对于《南极生物资源养护公约》中的一些关键概念，包括“养护”“合理利用”“生物资源”的理解的分歧。

从东西和南北这两个角度一分析，目前南极海洋保护区中的重重困难就很好理解了。希望有争议的各方都能认真理解对方的利益和观点，然后找到一个大家真心一起认同的共同的目标（而不是会议文件上模棱两可的表述）。只有当双方的行动意愿真正被激发起来，合作就会容易得多。

作为环保组织，我们还是要多说一句。发展中国家需要认真思考可持续发展的含义，不惜代价维持一个持续的“发展”，还是把“发展”限制在一个可持续的水平？因为这个问题的答案，不仅决定着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立场，更决定的是国内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