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一年一度的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委员会的年度会议这周再次在澳大利亚霍巴特市召开。本次会议上会再次对罗斯海和东南极两份海洋保护区提案进行讨论。由于提案国对提案进行了修改，有国家就要求修改了的提案重新拿回科学委员会审议，我就想起了去年年会结束时写的这篇文章。这篇文章介绍了一些南极海洋保护区议题的背景，（更具体的背景请往前翻到第一季），也具体讨论了科学与政治的关系。就作为第二季的开篇吧。

这周，在澳大利亚霍巴特市召开的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委员会 （CCAMLR）的年度会议上，正在讨论建立世界上最大的南极海洋保护区的提案。该委员会由签署了《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公约》的24个国家和欧盟组成。每年的十月底，这些国家的代表都会聚集在塔斯玛尼亚省的霍巴特市进行年度会议，讨论新的养护措施和回顾以往养护措施。

与委员会平行设有科学委员会，科委会主要由来自各国的科学家或者说科学官员参加，一般会比正式委员会提前几天召开。科委会下设的工作组有渔业存量评估工作组，生态系统监测和管理工作组，渔业误伤工作组和两个方法学的工作组。科委会的任务是基于现有的最好的科学成果（best available science）为委员会提供建议。

在2011年的科学委员会的报告中，针对当时的两个海洋保护区提案说了下面这两句话：“科委会一致同意罗斯海提案的几种情景不需要在科委会继续进行科学分析和讨论。”和“科委会一致同意，无论委员会认为信息是否充分，针对东南极提案如何改进，科委会已经没有进一步的科学上的指导意见。”但是在2012年的委员会上，有些国家认为摆在台面上的经过一年的细化的海洋保护区提案科学依据不充分，要求发回科学委员会再次讨论。科学委员会的主席只好把上面两句话对着所有人念了一遍，但是没有用，纠结了近两个礼拜，最终还是打回科委会重新讨论。

2002年在约翰内斯堡的举行的世界可持续发展首脑峰会上，各国一致同意在2012年建立海洋保护区网络，而在南极海域是最有可能建立这种网络的区域，CCAMLR自己也对自己做出了这样的承诺。自2005年以来，不仅召开了海洋保护区建设的研讨会，而且在2009年在南奥克尼群岛设立了一个保护区。罗斯海和东南极的两份保护区提案也经过多年的讨论逐渐成型。但是在2012年，由于上述原因，CCAMLR没有在2012年的年会中完成任务，为了弥补，在2012年会议结束的时候，决定在2013年增加一次专门针对海洋保护区的谈判会。7月份，此次会议在德国不来梅港市召开，首先召开的是科委会的讨论。会上海洋保护区的提案国做了各自提案的科学基础的介绍。俄罗斯也介绍了他们的几份报告质疑建立保护区的必要性。最终科委会对两份提案如何处置没有达成一致，在报告中只是记录了各方的观点，作为建议提供给委员会。之后在委员会上，俄罗斯突然发难指责CCMALR指定海洋保护区的合法授权，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很明显，有一些国家还没有准备好接受当时的保护区提案，他们也通过会议期间的正式发言和会下的交流表达了自己的关切。在今年7月份会议到10月的年会之间，罗斯海保护区的提案国决定修改去年的保护区提案，去除了大约40%的区域，把他们认为更加重要的区域保留下来。而东南极保护区的提案国一直坚持没有修改，一直到了今年（2013）年会开幕的时候，才发布了修改了的东南极提案，同样减少了40%左右的区域，从数据更加确定的几块区域开始，以后可能再逐渐把其他区域加进来。在今年的科学委员会讨论中，由于更多的国家感到目前的保护区提案的规模是可以接受的，讨论变得更加积极。但是有一些国家总是试图在科学委员会上讨论保护区的边界和期限的问题，主席一再试图阻止这种讨论，因为“这是属于政治问题，是委员会而不是科委会的讨论范围。”

这里可以看到一个关于程序的问题，到底哪些属于委员会讨论的“政治/政策问题”，哪些是应该由科学委员会讨论的“科学问题”。要分析这个问题，需要还原风险决策的本来面目。我们可以通过一些例子来进行讨论。

先举一个国境内保护区建设的例子。中国《自然保护区条例》的第二条明确指出：本条例所称自然保护区，是指对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的天然集中分布区、有特殊意义的自然遗迹等保护对象所在的陆地、陆地水体或者海域，依法划出一定面积予以特殊保护和管理的区域。

这说明，要建立保护区，必须识别出生态系统的代表性或者典型性，珍惜濒危物种的栖息和分布范围，或者是需要保护的关键生态系统进程。这是科学所需要完成的第一步工作。科学的第二步工作就是依据现有的依据提出保护区的设置方案，包括范围的设置，管理的方式等。这些工作一般是由自然资源管理部门的研究单位完成。一旦这些工作完成，自然资源管理部门就要与政府的其他部门以及其他利益相关方(例如企业，原住民等)协商，照顾到各方的利益，通过行政手段设立保护区的边界和管理措施。这就是政治/政策的工作。

再举一个气候变化的例子。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是为联合国应对气候变化的联合行动提供建议的科学组织。他们的工作主要是定期对世界上的科学文件进行分析，通过综合科学界的主流意见回答下面几个问题：1）气候变化有没有发生？2）如果发生了，是不是人类活动引起的？3）如果任其发展，人类将受到怎样的影响？需要如何适应？4）为了避免不可逆转的气候变化，人类需要做出怎样的行动？但是科学总是不完整的，所以依据的也是“现有的最好的科学成果”。

但是联合国框架下的气候变化行动只是接受IPCC的“建议”。而真正的政治决定，则需要一百九十几个国家通过谈判来决定。政治有时候会拒绝科学的建议，例如在2007年，发展中国家就拒绝把控制升温2度以内写进《巴厘路线图》，此后的谈判中的“共同愿景”也一直没有成果，在《哥本哈根协议》里虽然写进了2度的目标，但是实际当时各国的承诺却是朝着4度的目标在迈进。即使如此，2度的目标现在已经深入人心，成了公众心中判断政府行动是否充分的标尺。

我斗胆再举一个转基因食品的例子。对于它的安全性，只能现有的科学研究成果进行判断。科学只能说，我做了什么实验，重复了多少次，得出的结果是什么？如果出现安全问题，我的假设是什么，我如何设计的实验，实验的结果如何，是否证明了我的假设。而是否应该发牌照使之进入市场，就是一个政治问题，决策机构需要根据现有的研究成果中对安全性和生物多样性影响的评估，和对粮食市场和粮食安全的影响的分析，综合农民，企业，消费者的利益和观点做出决定。

从这两个例子可大概看出科学和政治的边界：科学只能说，我知道什么，我不知道什么，对于不确定性，只能通过模型模拟来分析不同情景下不同的行动可能有怎样的结果。在南极海洋保护区的提案中，可用的科学数据并不多，只能根据已有的信息和一般的惯例来选择，例如选取的有代表性的海底地形，重要生物的栖息地，关键的生态系统进程等（这些都列举在2011年通过的90-14号养护措施“海洋保护区建设的基本框架”里了），争议并不大，保护的范围可大可小，但是事实上现有的研究数据还是不够决定到底把界限划在那里，比较保险的，或者说是基于风险预防原则的方法应该是尽可能划得大一些，然后根据以后的监测研究数据逐渐调整边界。但这只是科学的建议，要反驳之必须要用科学证据反驳这些选取标准和边界界定。例如在今年（2013年）7月份的不来梅港南极海洋会议上，俄罗斯拿出的一份报告中指出，考虑到海冰的变化，当时保护区的提案可能会把渔船队逼入更小的区域进行更密集的捕捞。这就是一种科学角度的建议。但到底是不是接受这种建议，应该由决策机构委员会来讨论，而不是在进入政治讨论前让提案国决定接受与否。

保护区边界到底应该如何划分，是需要政治家来做的决定。政治家需要平衡经济与科研的利益，国家的政治利益，包括未来的空间，等等。这不是一个科学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但是现在的保护区谈判进程是，一些国家仅仅因为政治，经济的原因，故意把提案的讨论拖延科学委员会，导致两份提案在政治决定的场合（也就是委员会）上讨论之前，提案国就被迫对保护区的边界和管理计划等做出修改。不是因为承认自己的科学依据有问题，而只是因为他们感觉到来自一些国家的压力和关切。这导致那些支持原来提案国家的利益可能受到伤害（即使这种伤害可能是可以接受的或是无法避免的）。这种把科学的讨论政治化的做法实际上可能对规则造成一定的破坏。结果就是科学机构没有办法以一个完全独立的视角来给决策团体提供建议，公众也失去了判断政治决策是否明智的参照标准。最大的问题是，人们可能会以科学的名义陷入在政治谈判中，而忘记自然界的规律是不与人谈判的。

令人忧虑的是，科学家一旦开始为国家服务，科学政治化可能就无法避免了。所以越来越多的科学家呼吁由利益不相关的“第三方独立专家组”的参与。这有时候也是很困难的，例如气候变化问题，没有国家是“中立”的，而像南极海洋这种问题，只有实力雄厚的国家才能做这种高价研究拿到数据，才有话语权，但是如果没有利益关系，谁会花大钱去做这种研究呢？转基因的问题也是，没有钱怎么做研究，拿了钱，不论是企业的钱还是政府的钱，又有人又觉得你不中立。

即便如此，并不是什么努力都不能做。在国内事务上，放开行政力量对学术的管制，形成竞争激烈的思想市场是重要的手段。在国际事务上，更多的学术交流，和联合学术研究项目（而不是讨论项目）可以帮助国家之间建立互信，科学家也更加可能放下国家的背景，从科学的角度充分讨论问题。

                                                                                                      陈冀俍

                                                                                                 2013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