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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南南合作中的民间组织参与:基于中国公益行业发展经验的反思

文 | 陈冀俍
 
       近年来,在中国的南南合作,特别是对外赠款援助的讨论中,对于民间组织参与的呼声越来越高。有不少学者认为在企业“走出去”之后,中国的民间组织也可以走出去,开展发展类的合作,建立民心的互通。创绿中心的《实现互惠共赢的气候变化南南合作 — 国际经验对中国的启示》报告【1】的建议中也提到赠款项目可以通过公开招标的方式,引导民间机构的参与。
 
       政府的援助项目在操作上应该如何引导民间组织的参与?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政府目前的对外援助中捐赠设备或者设施的项目还是比较多,把东西或者建筑交付了就算完成了。按照目前国内民间组织的专长,民间组织的走出去很可能以提供软件性的服务为主。需要怎样的软性援助?软性的援助项目又应该如何评价?这些都是机制设计所必需要解决的问题。
 
        伴随着中国民间组织一起成长的中国的公益行业,其实也在一直反思相似的问题:到底为什么要做公益?公益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尽管中国公益行业也是一个新兴行业,但是在诸多丑闻和失败经验的敦促下,行业开展了不断地反思和讨论。笔者相信其中一些讨论会对我国的民间组织参与对外援助的方式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也可以帮助笔者把在报告中不及细言的地方进行一个补充。
 
购买还是投资?
 
       传统的公益模式是专业机构对一个具体的社会问题有一套自己的解决办法,然后从公众支持者或者愿景接近的基金会筹得善款,用这笔善款来解决问题。可以说全世界的民间组织大致基本都是这个模式。这个一手交钱,一手交报告的模式实际上可能意味着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第一种是购买,也就是个人支付善款买来自己内心的平安,企业用自己捐出的善款买来自己的企业形象的改善。这种着眼于直接交换的理念引导下的行为必然是短视的,所有人都想支持立竿见影的项目,最好是有可见的、量化的成绩。但是我们知道社会问题是复杂的,一些问题可能需要长时间的工作才能解决,这样就会造成真正做事的机构一方面项目在筹款上可能不太讨巧,在执行中与资助方的关系也类似于雇佣关系。另一种思维模式是投资,也就是说出资人确实是想要解决一些社会问题,他有资金可以支持有办法的机构来解决,他可以把钱投给这样的机构,这样就形成一种伙伴关系。合作双方可以起来制定中短期的战略,设置与这个议题相适应的项目影响评价的合理方法。一般而言刚开始涉足公益的企业公关部门采用的可能多是购买的思维方式,而专业的基金会则会采用后一种思维方式。新出现的一些企业成立的、但是独立于出资企业的基金会也有一些开始采用投资的思维方式。这两种思维方式的根本区别是出钱的人的需求不同,购买的思维模式着眼的是短期的需求,而投资的思维模式则是着眼于长远的利益。也就是说不是为了出资人的声誉,不是为了向谁献礼,而是为了有一个更美好的、作为出资人自己生活发展环境的社会。
 
       创绿的报告中也讨论了类似的问题,就是现在的南南合作与以前有什么区别?气候变化又有什么特殊性?我们的结论是,以往的南南合作着眼于双边政治经贸关系,而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则应该着眼于全球气候治理中的长远政治利益。所以至少气候变化领域的南南合作应该被视为一种着眼于长远利益的投资,需要用投资的思维来指导整个体系和机制的设计。
 
给予还是互助? 
 
       购买与投资的理念差异的间接结果就是公益项目设计上的差异。在购买的思维方式指导下,公益的假设是“富的帮助穷的、强的帮助弱的、先进的帮助落后的”,也就是说资源的流动是单向的。而在投资的思维方式指导下,公益的假设是“一个更美好的社会对大家都是有益的”,是一种互助的观点。因此,在投资的思维方式下,公益的资源不仅仅是金钱、物资等看得见的资产,也包括知识、方法、政策和关系网络等软性的资源。而这些资源的流动可以是多向的,资助方通过与执行方合作,可以和项目受益方一起在实践中成长,深化对问题的理解,改善原来计划的解决方案,在系统内部形成一个整体学习、持续改进的机制。
 
       创绿的报告也在案例中提到了一些国外的援助资金的内部知识管理和学习机制。只有在认识到所要做的事的难度大的时候才会有要学习的意愿,通过南南合作来应对气候变化是一条从未有人走过的道路,在很多事上没有可以直接照搬的做法,因此所有的参与方都需要持续的学习,而且需要有机制来推进合作体系作为一个整体的持续改进。
 
吃苦还是发展?
 
       不同于以物易物的交换,长远的利益的核心是人,因为人是知识、能力和人际网络的载体。因此长远利益的投资也需要高度关注人。公益行业的工资问题一直是一个热点话题。原来人们以为公益慈善就是捐钱,所以发现公益组织还发工资觉得很奇怪。特别是如果公益组织的工资发得还不低,有人就会提出质疑。但是仔细看就会发现,公益是一个非常专业的领域,它对人才的要求与其他行业相比一点都不低。企业需要针对市场设计合适的产品,需要有力地营销自己的产品,而公益组织需要设计出能解决问题的工具,也需要向基金会去营销自己的点子。专业技能的要求实际上是一样的。低工资的结果就是机构人员流失非常快。2010年以后,一些针对人而不是项目的资金开始出现了,例如银杏计划、劲草同行等,目的之一就是用体面的待遇把有能力有理念的人留在行业中。而在国外,基金会和民间组织如果建立起长期的伙伴关系,长期进行非限定项目的资助也是有可能的,而一些国际组织的捐款民众也有不少是持续长期捐献的,这种公共筹款的资金也主要是非项目限定的,这样机构的发展就会比较健康。
 
        创绿的报告中稍稍提到了一点需要给外援人员以体面的待遇[ 原话是“对人的关注要在预算中体现出来。”]。从新闻媒体中介绍的中国援外专家的事迹可以看到,条件待遇一般。不少人真是抱着国际主义精神和为国争光的精神准备去吃苦的,但心里多半是想好,好好完成任务就赶紧回国。但是我们看到欧美国家援华的专家,不仅有体面的待遇,而其还给安排家庭生活的需要。意思就是让你在地能安心工作,生活上不要有顾虑。我们国家这方面是比较欠缺的,而且大多数中国人本身也不喜欢在外面“漂泊”,特别是在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更加不想久留。所以如果想要有能力有想法的人在受援国开展长期的工作,为国家的援助和外交甚至经贸活动积累知识和网络,需要更多实质待遇上的对人的支持和鼓励。
 
培养还是选拔?
 
        从资助者的角度来看,合作关系的建立也是有两种方式。在一个行业发展比较健康,有很多专业机构的时候,往往可以直接通过招标来选拔出合适的资助对象或合作伙伴。在行业或者某一议题的工作的发展初级阶段,当资助者对问题的理解比行动者更加深刻的时候,资助者可能会倾向于通过一系列能力建设把这个领域的专业能力先建立起来,也就是所谓的培养。这种做法在新议题进入的初期可能是必然的选择,但是培养同样也面临着选拔的问题:你选择怎样的机构来培养呢?一个培训为主的能力建设项目,对于接受培训的机构而言,如果没有资助项目的跟进、自己也没有富余的资源,很可能就在免费的培训后不了了之。对于真正的专业能力建设而言,外来的培训永远只是一个领进门的作用,真正的能力发展还是需要自己有兴趣并且在实践中不断学习摸索。所以有时候免费的培训招募学员的过程其实就成了一个筛选出专业和能力相对合适的机构的过程。之后通过培训全过程的观察,资助方能进一步筛选出有兴趣、有能力、有潜力的机构,然后私下接触商讨合作事宜。还有一种新兴的做法借鉴了风险投资的做法,就是拿出一些小额的“种子基金”供感兴趣的机构申请。不限制种子基金的使用,但是要评估资金使用的效果。执行机构只有把种子基金的项目做好了才有可能获得后续的较大数额的资助。
 
        创绿的《报告》中也提到了向民间组织开放招标和小额资助的做法,但是没有深入展开。因为不同议题的相关行业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具体做法可能是因议题而异的。整体而言,“走出去”对于我国的民间机构来说是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需要上文提到的与选拔相结合的方法。通过培训或者是种子基金项目的培养过程来进行选拔都是不错的方法。其实还有一个可供参考的选拔方法。创绿的报告中提到有一些发达国家的官方发展援助项目是公开向全球招标的,可以鼓励国内有实力的机构去申请这些资金在发展中国家开展工作,这样等于是用外国的资金为我们培养和训练了人才队伍。
 
        总而言之,如果把气候变化南南合作看为一种投资,就需要明确投资的回报是什么,否则无法评估这个投资是成功还是失败了。明确了投资的回报有哪些,在设计援助政策框架的时候就有了基本原则。创绿的报告中认为这些回报是一些长远的政治和经济利益,而实现这些利益的途径是对人、知识和人际网络的建设与经营。这意味需要是吸引和选拔出专业的而且有使命感责任心的机构参与,支持他们安心持久地开展专业的工作,为国家的投资提供回报。在待遇上既要避免不可持续地“奴役”专业机构和人员,也需要避免养一群依附于政府资金的懒人机构。所以需要引入竞争和淘汰机制。政府用来开展援助的资金资源是有限的,需要用市场的方法来进行配置。
 
【1】http://www.ghub.org/?p=7147

本文修改后发表于《中国经济导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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